厦门卫视供稿
第一篇章：守
访谈——厦门
厦门卫视记者 杨青
1950年5月10号，从东山岛败退的国民党军队为扩充兵源，在东山岛抓壮丁多达近4000人。一夜之间东山17岁到55岁的男人全部被带到台湾，只留下了孤儿和寡母。据说村子哭天动地，三天见不到炊烟，方舜华的丈夫黄益生就是这样被抓到台湾的。黄馆长您觉得方舜华和丈夫黄益生的悲剧故事在东山岛是特例吗？
东山寡妇村展览馆馆长 黄镇国
这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其实到台湾当局开放探亲政策以后，我们铜钵村就不叫“寡妇村”了。去台人员多，大部分都回来了。到能够回来的时候，将近三分之一死在台湾，剩下三分之一多一点还活着，他们都回家了。我总结了他们不相同的三种命运，一夫两妻是其中一种，比如说方舜华的事就是其中一种，这是一种现象，就没有再相见，但多数都会相见，我们铜钵村大多数都相见了。
厦门卫视记者 杨青
刚才黄馆长也提到了在1950年那么多（东山）男人被抓走以后，只留下女人，大家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说，丈夫被抓走了那么多年，这些女人一个人撑起了家，她们为什么不改嫁呢？
 东山寡妇村展览馆馆长 黄镇国
这个问题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一种就是封建意识。记得在1986年，台湾《新民晚报》记者徐璐和李永德，从北京一直问到东山，慕名而来，他们直接采访这些不改嫁的女人，在台湾报纸断言，大陆的贫穷落后，女人不改嫁是封建意识。他把这群女人不改嫁说成是封建意识，也许大家都这样认为。但是，作为我来说，我就不认可他这种观点。守活寡和守寡是不一样的，不相同的。作为一个女人，如果知道他丈夫死了，抱着他丈夫那块灵牌不改嫁，尽管对于丈夫有深的感情，深的爱情，你又何必把一个活人陪给一个死人。你留下一种永恒的记忆、纪念，那去寻找新的活路吧。如果不这样的话，才是封建。
厦门卫视记者 杨青
在中国大陆也包括在福建和整个闽南地区，其实很多的女人觉得，家里有女人这个家才算完整，是这样吗？
东山寡妇村展览馆馆长 黄镇国
我们铜钵村那么多女人，他丈夫死了没有？没死啊，他活在台湾，活在人间，所以她是有希望的，她相信她的老公总有一天一定会回家。所以说，她带着一种信念在坚持和等待，不能把这种现象说成是“封建”。
厦门卫视记者 杨青
的确，在1987年台湾允许老兵返乡探亲以后，可以说回乡的人数非常的多。您刚才也列举了东山仅仅铜钵村，就回来了非常多的老兵。我特别想知道一点，黄馆长像您接触了这么多东山故事里面，您觉得，两岸开放以后，尤其是1987年以后，老兵们陆续回家以后，同时造成了哪些社会问题呢？
东山寡妇村展览馆馆长 黄镇国
有很多实际的问题，比如回家探亲，只是探亲，探亲以后又要回去。这些女人为他守了一辈子，现在终于等到了，她相信这么一天会来，38年后终于来了，那来了以后又得走。把台湾的妻子带回家，那就出现了“一夫两妻”的问题。怎么办？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府如何对待“一夫两妻”这一奇特的社会现象？我认为，“一夫两妻”题就等于“一国两制”，这是历史留给他们的问题。有些人说这些女人太傻了，苦苦等到这么一天，又要送丈夫回大陆，留不下丈夫，不像当年，离别是被国民党兵抓走的，还有希望，因为是部队的兵。现在一是个男人被另一个女人带走了。
厦门卫视记者 杨青
您刚才总结了台湾老兵返乡潮出现的第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一夫两妻”，这确实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要跟黄馆长请教。当年这些壮劳力可以说是从17岁到55岁被抓到台湾去，从此一隔就是半个世纪，一别成永别了。
东山寡妇村展览馆馆长 黄镇国
我们这边一个妻子是去台湾定居的，就是我们村的林招玉。因为她丈夫不忍心一次见面就是一次离别，无数次地重现五十年前的那场悲剧，他跟台湾的太太商量好，决定把他大陆的妻子带去大陆定居，后来真带去了，是唯一一个在台湾定居的。
厦门卫视记者 杨青
黄馆长今天也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两样物品，一个是黄馆长随身带的笔记本，这个本子上记录的是当时东山所有被抓到台湾去的这些男人的名单，和她们的配偶的名单，而这个名单上写得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死亡”。随着时间岁月的流逝，越来越多的老兵逝去了。
东山寡妇村展览馆馆长 黄镇国
我预计五年以后，这些人全部成为历史。因为回来定居的18个男人，现在只剩下4个。我这本是记载比如说妻子死了没有，丈夫在台湾死了没有。有时间，有地点，你看，死亡，死亡，死亡。
厦门卫视记者 杨青
这个您珍藏了多少年？
东山寡妇村展览馆馆长 黄镇国
自从建了寡妇村展览馆后，这些档案都留下来。我整理了一下，有时间、有地点、有定居、有相会、有没有相会、有没有儿子、有没有妻子的，这样一个的情况都全面记载下来。
厦门卫视记者 杨青
我听说您曾经帮东山这些老人和留守的妻子，先后写过八百封信到台湾，他们相信你的代书真的能帮上忙、牵上线吗？
东山寡妇村展览馆馆长 黄镇国
在我43年代书生涯中，其实每封让我代读、代写的信都让我感动，你不先感动自己，怎么能感动别人，所以我看到他们叫我帮她们写信的时候，都要哭两回的，流两次泪。第一次是收到亲人来的信，高兴、悲喜交加，所以流下眼泪，那么代读的时候，我在代读她丈夫寄回来信的时候，她们听的时候也哭了；替她们写的时候，把写好的信念给她们听，她哭了。从她们的眼泪，我就知道她想要写什么，就是“情”吧，几十年的离别，而且是在感情好的时候，不是感情破裂的时候，被强迫抓走的，那种心境我都理解，所以说，看到眼泪，我就知道要写什么。
厦门卫视记者 杨青
跟黄馆长私下聊的时候他有一句话非常打动我，他说“情”是一条链，它连接了两岸亲人结茧的思念。虽然分隔两地，男人和女人都有太多的悲伤和无奈，但是我们也能看到了不少温馨的画面。在下一段的直播节目中，我们要为您展现的是一个榕树下老兵的故事。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第二篇章：归
SNG连线——厦门 vs 台北
厦门卫视记者 杨青
黄阿伯用半个世纪的守望，换回了如今安逸的晚年生活。他的经历见证了这一代台湾老兵的悲欢离合，他们那个大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节目现场有幸请到了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乐美真先生。乐先生，回顾1987年那个历史关口，当时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大背景，才让两岸的交流大门打开了？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乐美真
20年前的台湾同胞返乡探亲确实是两岸关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节点，也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当时我在国务院台办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大的历史背景应该说，往前推进9年时间，到全国人大正式发布《告台湾同胞书》，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影响两岸关系的一些重大因素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国宣布与台湾废约、撤军、断交，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中美外交关系。在1979年1月1日，我们停止了炮击金门，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三通”的主张。在随后的几年时间内，我记得是1981年，叶剑英委员长发布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政策。1982年，邓小平归纳了6条的方针政策。在这个期间，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当时还请了国民党的元老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正式给蒋经国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言辞恳切，一再劝国民党能够三思，而且这封信里，我们第一次引用了鲁迅的一句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大陆那时就已经展开了双臂，希望台湾同胞能够早日回来，当年第一个提出来的还是邓小平。他当时还给陈香梅讲，可以请台湾的老兵先回来看看，谁没有妻子，谁没有母亲。据说，陈香梅也把这个话带到了台湾，大家都知道老兵38年都没有回家，当年抓壮丁，有的连仗都没有打就去了台湾。
厦门卫视记者 杨青
在两岸开启这扇大门打开的过程中，实际上有一些非常关键的重要人物在推动，邓小平、廖承志、陈香梅，这三人物对两岸开启这扇大门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回顾中国近代史，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巧合，就是“38”这样的一个数字。国民党在大陆执政的时间达38年，退守台湾也是在38年后，做出了开放两岸交流的决定，这是非常巧合的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台湾在宣布老兵可以回大陆探亲3个月后，蒋经国就逝世了。我们请问台湾《中国时报》记者王铭义先生，你觉得这两个数字是纯属巧合，还是历史的轨迹使然？
台湾《中国时报》政治新闻组副主任 王铭义
两岸从1987年开放老兵返乡探亲以后，整个两岸关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最关键的还是在1987年开放老兵返乡探亲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我们从一个人道主义出发。事实上，当时的两岸红十字在这个过程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想在现场的乐美真先生，过去曾经担任过大陆红十字会的顾问，对于“红会”的这个角色，对台湾老兵的返乡探亲，在第一波的交流过程中，事实上是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历史作用。这个作用在于，当时两岸的红十字组织扮演一个中介机构的角色，帮这些老兵找人，负责一些相关的申请作业，包括老兵返乡申请表格。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历史的转折过程中，两岸的这种探亲开放，事实上是把两岸过去从1949年以来的各种情势的变化，起到一个重新回到历史原点的作用，再来进行一些交流和融合的过程。
我们今天回顾20年前这样一个关键历史时刻，我们不能忽略两岸红十字组织所扮演的角色。我不晓得厦门卫视是不是特别挑出今天这个日子，我记得1949年的12月8号，刚好是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的日子，今天刚好是国民党迁台58周年，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日子里，回顾两岸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发展脉络，我觉得，对于两岸这20年交流过程里面，所累计的经验，包括一些教训，我觉得都是可以从历史的轨迹里，可以找到一些，能够让两岸更好地面对未来而作出一些更好的决策。
厦门卫视记者 杨青
 其实，我们在回顾20年来开放的历程中，可以发现，如果我们回归到1987年开放元年这样一个时间点，发现两岸的差异非常的大，我特别为大家整理的一份资料，跟大家一同分享。1987年的时候，大陆的人口是10.7亿，台湾是1830万；大陆人均GDP是290美元，台湾是5176美元；大陆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是916元，农村居民是463元，台湾的人均收入则是4905美元。在经济上，台湾领先大陆非常多。在文化方面，1987年两岸高考作文也存在差异。大陆的高考作文试题是“以育民小学取得了团体冠军写一篇通讯”，这是新闻记者非常熟悉的一个题材，而台湾则以“论同情”为题；当年大陆最流行的电视剧是《红楼梦》，造就了非常多的明星，台湾方面则是琼瑶剧《庭院深深》、《京划烟云》。最流行的偶像歌手，大陆是费翔和王杰，台湾则是郑怡、方文琳。最热门的歌曲，大陆是由费翔所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故乡的云》，是盼归主题的歌曲。台湾方面则是《我只在乎你》、《大约在冬季》，是校园风格的歌曲。最热门的电视，当时大陆是获得金鸡奖两部电影《孙中山》和《芙蓉镇》，台湾方面则是获得金马奖的《稻草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文化上讲，两岸应该是一脉相承。最大的差异是在经济方面。乐主任，你觉得当时在经济差距那么大的情况下，两岸的交流大门打开以后，随着老兵们返乡潮的增加，发生了哪些故事？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乐美真
两岸在开放台湾民众返乡探亲的时候，两岸并没有一个现成的管道，当时两岸的经济、文化及各个方面的差异还是很大的，所以，这个老兵返乡探亲一开始，我当时组织了两个检查组到第一线检查老兵的接待工作。当时因为相隔了这么年，大陆的制度，大陆的各个情况他们很不了解，很多老兵返乡探亲过海关的时候，备了很多的面，备了很多卫生纸，有的甚至还问要不要路条，非常的不了解。当时的大陆经济情况，很多住在偏远的地方，没有高速公路，我们当时台办很多人，都是骑着自行车把老兵送回家，有点地方旅馆还住不进去。但是，短短的20年，我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高速公路发展的非常快，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每年GDP以11%的速度往前走，所以，随着老兵返乡探亲，两岸的融合，这些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厦门卫视记者 杨青
台北的王先生，从台湾的角度观察，在守望了近40年以后，交流的大门重新敞开了，它对当时的台湾社会造成了哪些冲击。
 台湾《中国时报》政治新闻组副主任 王铭义
从1949年到1987年，由于两岸民众没有很正常的交流，包括媒体上不能很客观、很精确去报道大陆发展的一些现况，所以从1987年开放之后，整个开放的大门打开之后，对整个两岸社会，两岸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的沟通，甚至过去间隔40年之后的一些价值观的差异，甚至有很多的敌意，很多的恶意，我觉得经过20年的沟通，两岸大致上取得一个比较健康的合理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整个社会的交流所带来的比较健康的正常的关系发展，应该是过去20年交流最大的贡献。
厦门卫视记者 杨青
当时蒋经国先生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他背后有没有一些非常关键的人物在推动着？
台湾《中国时报》政治新闻组副主任 王铭义
当时，虽然说在1985年，两岸基本上是延续蒋经国执政时期所强调的“三不政策”，就是不谈判、不接触、不妥协。事实上，就我们了解，过去很多包括党对党的接触，包括我所理解的很多档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布的，包括国民党已经过世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秦孝仪院长，大陆方面社科院院长胡绳，他们曾经以党的身份，利用在海外召开学术会议的机会，进行一些党对党的沟通对话，我觉得，这个过程基本上对后来的一连串的政策开放，起到一些很重要的决策作用。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忽略，过去20年来一些很重要的贡献里面，当然像红十字会、海基会、海协会在特定的时间、在特定的阶段里，都曾经对两岸的社会交流，人民之间的往来，事实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包括乐先生过去所参与的像“金门协议”的谈判，像一连串的两岸政策的拟定，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务实。尽管说，在很多的政治面、军事面两岸还有很多的矛盾、对抗，但我觉得，这些问题应该透过一些交流，做一些沟通对话，缓和这些冲突和差异。
厦门卫视记者 杨青
谢谢两位非常精辟的言论，作为一名大陆的一线记者，我也希望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交流活动。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大人物，把两岸的交流大门打开。
第三篇章：牵
SNG连线——厦门 vs 台北
厦门卫视记者 杨青
在刚才这个故事中的林亚交爸爸，是台湾眷村的一个普通退役军人，立群，你也是眷村里比较特别的小孩，介绍一下眷村的家庭结构好吗？
 台湾大学农业经济副教授 孙立群
我在眷村里出生，但我后来生活的环境其实是在眷村跟非眷村的中间地带。眷村里有非常多的好朋友，跟眷村以外也有非常多的好朋友,我的亲戚里也有非常多是在眷村里出生的。眷村这样的生态，其实是1949年来到台湾之后，一群蛮特殊的人所组成的。这群人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很多家庭里的父亲常常是不在家的，因为职务的关系常常不在家，所以这个环境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家庭之间，联系都非常紧密，会互相帮助。这样一个气氛，其实立刻就延续到下一代，也就是我们小孩子之间。坦白讲，不怕大家笑话，经常连做坏事都是在一起的。在学校联合在一起调皮捣蛋，可能我们这一区调皮捣蛋的都是非常团结的。最特别的就是，在整个眷村里面，它的生态和团结的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隔壁邻居王妈妈家发生什么事情，绝对不是秘密，所有人都会知道的。很多爸爸只是偶尔才会看到一下。所以眷村妈妈是非常辛苦的，担负起家里所有的生活，还要对付我们这些调皮捣蛋、很会找麻烦的小朋友。所以我在这边，向眷村所有的妈妈致上我崇高的敬意。
厦门卫视记者 杨青
我们看到林爸爸的故事非常巧合，上一辈没能牵成的手，下一代却牵在一起了。立群，这种情况在台湾眷村是不是一个特例呢？
台湾大学农业经济副教授 孙立群
这个状况真的完全不是一个特例。以我家为例，我父亲是从山东来到台湾，那我母亲是台湾的屏东人，我母亲的姐姐也是嫁给所谓的外省军人，所以在我家是非常习惯的。所谓“外省人”，在1949年来到台湾之后，其实在婚姻中省籍的观念是非常的淡，不会特别说我婚姻的对象一定是什么样的人。反倒是当时所谓的“本省人”，对于所谓的外省人，我想是基于不了解。过去历史的苦难，对于所谓的“外省人”是有一些顾忌的。到了我们这一代，在对于省籍之间，台湾所谓的“外省人”，对于“本省人”更是没有顾忌的。譬如说我内人，她跟我一样，她父亲是四川人，母亲是高雄人，这样的关系其实是越来越淡。我所要讲的一个观点是，1949年来到台湾的这一批人，其实对于省籍的观念是非常淡薄的，尤其在婚姻方面，基本上觉得是一个好的对象就是一个好的对象，反而是当初在台湾已经呆得时间比较久的这些，基于文化和历史不了解，在婚姻方面稍微有一些顾忌。
厦门卫视记者 杨青
大陆对于许多台湾老兵来说，有着割不断的情缘，省籍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被政治操弄的。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对大陆的牵挂是不是也要转嫁到第二代身上呢？比如说，从最初的联姻，延伸到目前来大陆投资？
台湾大学农业经济副教授 孙立群
所谓外省家庭和本省家庭基本价值观的不一样，就是所谓的外省家庭很希望让第二代了解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所谓的“根”和“家”。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很重要的观念，我们是中国人。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跟各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譬如说我女儿。我女儿的名字叫作“忆华”，这个名字是我父亲取的。我女儿是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出生的，我父亲给她取这个名字，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我女儿记住，她是中国人。
所谓在台湾的外省人，他对于中国是有一种非常深的情结，我们讲的中国是一个血缘上的中国，是一个文化、历史上的中国，而不是政客所在操弄的所谓政治上的中国。就是说，中国人这样的观念是非常的强烈的。它告诉我们，家在什么地方，根就在什么地方。这个东西是不能忘记的。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这些长辈，因为自己经过这些苦难，他希望我们下一辈不要再有这样的苦难，所以对我们整个教育的过程是特别注重。他们非常知道，如果在教育上有适当的讨论，我们有一技之长，将来在整个大环境之下，我们都会有稳定的生活。所以从这个观点看起来，上一代对我们的期望，第一点是不要忘记，根在什么地方；第二个，过去他们的苦难，希望我们不要经过这样的苦难。
厦门卫视记者 杨青
我们观察台湾的眷村和老兵，有一群人是必须来关注的，就是在退役以后，至今未婚的一些老兵。在1987年开放返乡探亲后，很多老兵选择娶回大陆的新娘，这些新娘可能比他们年少很多。您觉得这种从大陆娶回新娘的风气，因为在台湾的眷村非常普及，是否是这群老兵们大陆情结的方兴未艾呢？
台湾大学农业经济副教授 孙立群
我想多少有一点点，但可能不是占到太大的成分。其实这些老伯伯是贡献给他的信仰，奉贤给他的理念。他在军中所有的生活就是他的重心，所以他跟整个社会的发展其实有一段距离，等到他觉得要离开这样的环境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发现他跟外界社会是有一些距离的。所以当他回到他的家，回去找他的“根”的时候，他发现那边人的家庭观念跟他还是可以契合的。所以在那边找到他的另外一半，但是当他把这另外一半带回到台湾的时候，会出现了一些问题。另外一半会发现老兵的生活环境，跟眷村以外的生活环境，其实有一点点距离。也许对这些大陆新娘，在心理的调试上，其实是有一些困难的。从大陆的环境来到全新的台湾的环境，她必须要面对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环境，所以对大陆新娘来说，相对是相当的辛苦。再加上在新的环境里面，我们也在学习如何与大陆新娘有良好的互动。在台湾这个环境里，有很多的磨合存在，所以大陆新娘在台湾，在精神上，我必须说，她的精神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她要面对很多种不同层次的环境和文化，不断地去磨合，是相当辛苦的。
厦门卫视记者 杨青
立群刚才的分析，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其实眷村对于老兵来说，或者是对大陆新娘来说，都是他们的一个避风港。其实退役的老兵一般都居住在眷村里面，这里的人来自于大陆的各个省，语言和风俗习惯都不尽相同，几乎就是一个小大陆。在这样的环境中，台湾的眷村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特殊文化呢？
台湾大学农业经济副教授 孙立群
我们看，老兵在台湾被称为“外省人”。什么叫“外省人”，就是从大陆过来的。在大陆有好多省份，每一个省份都有它很独特的地方。但是因为长久以来，就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这些独特的地方，就养成了大家互相尊重、互相接受、互相包容的体系。而不像台湾现在岛内形成的所谓“本省”和“外省”的隔阂。在我们观察看来，在眷村的环境，其实对各种文化、各种不同种族、不同的历史，包容度其实是要比台湾整体包容度要高非常多。
厦门卫视记者 杨青
虽然开放探亲已经20年了，但是还是有一部分老兵，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回到大陆来长期定居。对于这些留居在眷村里的老兵来说，您觉得眷村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台湾大学农业经济副教授 孙立群
我想很多老兵在台湾开放探亲之后，很多其实都回到他的故乡去看过，回到故乡以后，非常多的老伯伯都非常伤感，伤感的是他最思念的长辈可能已经不在了，他最怀念的另外一半可能也不在了，所以故乡对很多老伯伯来说，剩下的只是回忆。那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也是他离开了非常久。
我们看到很多老伯伯后来的生活方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如果还有亲人还在的话，比如我爷爷，现在已经过世，还没过世以前，我爷爷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大陆山东的老家，他会回去那个地方。因为我奶奶在那边，因为我还有叔叔，还有姑姑都在那个地方，那是他的家。但是在台湾部分，我父亲、我和我弟弟，甚至我的孩子都在台湾，所以两边都有家，他会两边来来去去。
另外一部分，如果最后他选择留在台湾，基本上是他在大陆只剩下回忆。那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离他也蛮遥远的，所以他最后选择留在台湾，这个他过去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但是我必须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从我们小时侯一直灌输给我们的观念，这些人从来没有忘记过他是中国人，不管他是在台湾，或者他到了美国、到了欧洲，你要称他华人也好，称他中国人也好，那一辈人心里面，归属在什么地方，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第四篇章：望
厦门卫视记者 杨青
一道浅浅的海峡隔不断两岸的亲情，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是台湾所谓的“外省人”第二代，时事评论员王丰先生。王先生的父亲在1949年前后经由香港来到了台湾，这样一去就是长达半世纪。作为台湾落地生根的所谓 “外省人” ，王先生对两岸有着自己的解读。王先生，你觉得目前赴台探亲主要的障碍，主要是卡在哪个部门呢？
 台湾传记作家 王丰
我想主要的部门一直用所谓的“国家安全”这样一个似是而非作为一个借口，实际上是当局“台独”思维阻碍两岸人民正常的往来，还有人民的亲情。所以我认为，目前最主要的障碍是意识形态，是台湾当局对“台独”理念的坚持，迟迟不希望两岸能够正常地交往。
厦门卫视记者 杨青
在台湾您是所谓的“外省第二代”，您父亲也是在1949年前后从大陆来到台湾的，您父亲是怎么和你们这些子女谈及大陆呢？
台湾传记作家 王丰
我的家父是1950年才离开大陆的，他被迫离开了老家是由于时代的大悲剧。他生前经常跟我讲到台湾的那段经历，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我都会背了。小时侯听他讲这段经历的时候，不经意地把他当作讲述私人闲聊的一个话题，但是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之后看了两岸相关的书籍，再加上本身我是政大东亚研究所毕业的，我看了好多中国近代史关于国共内战的记载，我觉得我父亲实际上就是整个大时代悲剧的一个缩影。我有时候半夜想起来，虽然他老人家已经过世很久了，可是想一想，他所处的大时代，他所经历的那些苦难，其实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这100多年来最主要的一个苦难的表现。
厦门卫视记者 杨青
从您自己的体会来看，您父亲这样的所谓“外省第一代”和您这样的“外省第二代”，对于大陆故乡的认知上有什么不同吗？
台湾传记作家 王丰
因为我父亲算不上是少小离家，他是41岁的时候离开大陆，可以说是上无覆瓦，下无寸土，完全是靠个人的打拼，收入是非常的微薄。他的感受是 “月是中秋分外明”，尤其是遇到佳节或者是过年就特别想家。直到他过世为止，他都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故土。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是在台湾成长，而且受的教育、整个大环境都跟大陆截然不同。我们自己本身对大陆的感情就是血浓于水，一种基于文化、基于历史、基于大一统这样一个观念，没有真正像我父亲喝过大陆的水，吃过大陆的米，真正能够和大陆血脉融在一起，这样一贯的感觉也是我们台湾外省第二代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像上一代，像父辈他们在大陆有过非常漫长的生活体验，而且对于家乡的锦绣河山，对于故土的人情有直接的交情或感受。我们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换句话说，对于大陆的感觉或者说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乃至于故土的怀念都是一种比较间接的。所以外省的第二代，我的了解有一种边缘人的性格，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跟台湾本土百分之百做一种结合，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很快跟大陆的故土很快地揉为一体。所以很多的外省第二代，像我们所谓四年级，就是1950年代出生的、1960年代产生的外省第二代这样的感觉特别的深，就是说边缘性格。他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融入台湾，但是他回到大陆的时候，大陆的朋友不见得每个人对外省第二代都很快的融为一体。我觉得外省第二代在面相方面他会有一些疏离的现象出来，这个我觉得是外省第二代在心理上一个很大的障碍。但是因人而异，不见得每个人都会这样的障碍，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现象是满普遍的。
厦门卫视记者 杨青
如果说外省人所谓边缘人的性格是两岸隔绝40年所造成的，那么随着1987年开放后，从1987到2007两岸的交流已经走过了20年了，这20年中，从当初的老兵、台胞回大陆探亲，逐渐扩大到了今天的经济、文化、教育等等许多方面全方位的交流，这20年历程回过来看，您觉得，这样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现状，是不是意味着半个多世纪我们老一辈所走过的历史的悲剧，将逐渐走出历史的舞台呢？
台湾传记作家 王丰
我现在对这个问题抱着比较保守跟悲观的看法，尤其是最近从公元2000年一直到今年2007年，民进党取代国民党政党轮替之后，可以说“台独”思维一直落实到台湾社会的每一个层面，而包括教育、文化、社会，政治层面。最近所谓“中正纪念堂”改名的事件，最近这一两年“去中国化”、“去蒋化”诸如此类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再加上人民对未来经济跟政治都抱着比较悲观保留的一个看法，所以我现在觉得，要加紧步伐，不光是在文化、经济、社会方面的交流，可能要在历史的渊源上可能要做一些功夫。
我昨天晚上跟一位非常知名的台湾本地家族、大家族的第二代聊天聊到凌晨一点钟，他归结一点，就是台湾现在的问题不光是统独问题，其实是亲日跟抗日的一个问题。换句话说，对这个抗战，现在在台湾还没有结束，台湾其实主张“台独”的这些人，不管老一辈，还是青中辈，基本上这些“台独”人士都有很深的亲日背景，或者在情绪上都有亲日情绪。但是反而像我们这种对于国家、民族观念很强的人，反而是主张抗日，这是我们一个共同的理解。抗战还没有结束，其实从1937年一直到2007年都没有结束。台湾的核心问题表现上看起来好像是统独之争，其实是国际格局上的争议，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在，可能也是我们要认真严肃看待的一个问题，不光是文化上、交流上仅此而已。我经常在想，过去两岸20年的交流，实际上受惠者不是普罗大众，而是一些商人、资本家…… |
